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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确定的“确定性” ——析维特根斯坦哲学生涯的一个内在悖论
2021-12-08 16:58 来源:《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刘清平 字号
2021-12-08 16:58
来源:《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刘清平
关键词:维特根斯坦/确定性/逻辑必然性

内容摘要:

关键词:维特根斯坦/确定性/逻辑必然性

作者简介:

“Certainty” That Is Hard to Be Certain:An Inner Paradox in Wittgenstein’s Philosophical Career

 

  作者简介:刘清平,男,广东和平人,博士,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和武汉传媒学院人文学院教授,上海 200433,研究方向:中西文化比较、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湖北 武汉 430205

  原发信息:《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0212期

  内容提要:认知维度上的确定性是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维特根斯坦哲学生涯中始终关注的焦点之一。他在前期《逻辑哲学论》里把确定性归结为“逻辑必然性”,在后期《哲学研究》里却凭借“家族相似”的理念彰显不确定性,在晚年的《论确定性》里又试图从“生活形式”以及实践行为中寻找确定性的根基,相关见解经历了复杂曲折而颇有意义的演变发展,但最终还是没能走出这座理论迷宫。只有将确定性与人们的认知需要和非认知需要关联起来,我们才能结合现实生活的价值内容,揭开这道难题的谜底。

  关键词:维特根斯坦/确定性/逻辑必然性/家族相似/生活形式

 

  维特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去世前用一年多的时间写下了一些评述札记,去世后以《论确定性》(又译《论确实性》)的书名出版了。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只是临终前才想到了这个问题。毋宁说,在《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里,他一直在思索认知维度上的确定性,并从不同视角提出了某些很不相同的见解。本文试图围绕这三部著作进行一些批判性的分析①,在指出维特根斯坦的原创性贡献的同时,揭示贯穿于他的哲学生涯的一个内在悖论。

  一、基于逻辑必然性的确定性

  由于西方主流哲学从古希腊起就确立了“认知理性”精神,怎样在认知活动中获得“确定性”(certainty)的真理知识,一直是众多哲学家们关注的重要问题,维特根斯坦也不例外。或许由于德语里的“确定性”(Gewissheit)原本就和“认知”(wissen)直接相关,《逻辑哲学论》已经把这个问题与描述事实的理性认知联系起来了:“命题必须用‘是’或‘否’确认现实”[1]4.023;“只是在缺乏确定性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不是完全了解事实,只知道某些有关它的形式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才需要概率”[1]5.156。但值得注意的是,与这部前期代表作的书名一致,此时的维特根斯坦更偏重从思维和语言的逻辑同一视角考察认知确定性,甚至流露出用逻辑推理的确定性压倒事实因果的确定性的扭曲意向。

  在开篇指出命题是世界的图像,因而按照是否符合事实的标准具有真假之分的过程中,维特根斯坦引入了“逻辑”的概念,并特意强调它不是“偶然”的:“逻辑中没有偶然的东西”[1]2.012。在把关注点从命题符合事实的一面转向了命题逻辑结构的一面后,他推崇“逻辑必然性”、贬低“因果必然性”的论述就更多了:“相信因果联系就是迷信”[1]5.1361;“知识与被认知东西的关联是逻辑必然性的关联”[1]5.1362;“不存在因为某件事发生导致另一件事发生的必然性。只有逻辑的必然性”[1]6.37。换言之,在他看来,有关事实的正确知识只有思维和语言在内在同一中严格遵循的逻辑必然性,不会涉及事实本身的因果必然性,因为后一种必然性根本不存在。

  将“认知”与“必然”关联起来的意向,能够追溯到古希腊哲学的“逻各斯”(logos)概念那里[7]。它同时包含了“世界的运行规律”和“思维的逻辑法则”双重语义,从而折射出“一定如此、不可能不如此”的必然性对于人类认知远比“可能如此、也可能不如此”的偶然性更为重要的决定性意义:只有既揭示了世界必然规律,又遵循着逻辑必然法则的正确认知,才能让人们确定地了解各种事实的本来面目,充分满足人们不仅探索“真相”,而且追求“清晰”的认知需要。当然,严格说来,“必然性”和“确定性”、“偶然性”和“不确定性”虽然有着相通的语义,但同时也存在微妙的差异:“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分别指认知在描述事实时呈现的“一定如此、不可能不如此”和“可能如此、也可能不如此”的状态,因而与“必然性”和“偶然性”分别指事实自身在与认知发生关联时呈现的“一定如此、不可能不如此”和“可能如此、也可能不如此”的状态有所不同。但撇开这点区别不谈,西方哲学主要就是通过强调真理知识与世界和逻辑的双重必然之间的密切关联,才确立了“认知一理性”的精神,并将它直接运用到了确定性的问题上:只有运用理性能力,通过逻辑推理获得的有关事物必然规律的确定性真理知识,才有积极的价值;否则,无论缺少了哪方面的必然性——或是以不合逻辑的不清晰方式表述的有关必然规律的知识,或是以符合逻辑的清晰方式表述的有关偶然现象的知识,从认知理性精神的视角看都是有严重缺陷的。

  将维特根斯坦的见解放在这种背景下来考察,我们就能看出与众不同之处了:他不仅将在“逻各斯”中融为一体的逻辑必然性与因果必然性分开了,而且还把前者凌驾于后者之上,试图凭借前者否定后者。正是依据这种剑走偏锋的意向,他阐发了前期哲学的一个核心理念——“思维和语言的逻辑同一”,据此主张人们能够在不同字词语句的认知性意思之间,建立起符合逻辑必然性的语义关联,亦即以一定如此、不可能不如此的方式,从某些语义中演绎出另一些语义。在他看来,思维和语言只有在服从这种逻辑必然性的基础上,才有高度的确定性:“我们不能思维任何非逻辑的东西”[1]3.0.;“凡是能够思维的东西都能清楚地思维,凡是能够言说的东西都能清楚地言说”[1]4.116[8]。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在为《逻辑哲学论》撰写的“导论”里,充分肯定了维特根斯坦的这个理论贡献:“他关注的是某种逻辑上完美的语言必须遵守的条件……是精确的符号体系的条件,亦即命题在这种体系中‘意指’某种十分明确的东西的条件。”[1]2-3

  不过,如同其他思想家的情形一样,维特根斯坦的这种原创性贡献也伴生着内在的悖论:在凭借逻辑必然性压倒了因果必然性后,他肯定的认知确定性势必面临着流为形式性空壳、缺少实质性内容的危险。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他以混淆概念的方式将重言式的“无条件真”、非逻辑命题的“可能真”和自相矛盾的“不可能真”放在一起比较后得出的结论中:“重言式的真是确定的,命题的真是可能的,自相矛盾的真是不可能的(确定的、可能的、不可能的:这里我们就有了我们在概率论里需要的等级标示了)。”[1]4.464“逻辑的一般有效性可以叫作本质的,它与像‘人皆有死’命题这样偶然的一般有效性是相反的。”[1]6.1232

  显然,维特根斯坦在此忽视了一个关键点:重言式的“无条件真”和自相矛盾的“不可能真”是没法与非逻辑命题的“可能真”相提并论的,因为假如重言式和自相矛盾真像他说的那样“什么都没说”,那么它们就谈不上非逻辑命题会在“符合事实”(说了些什么)的意思上出现的“真假”问题了。由于这个缘故,他进一步把重言式的“真”说成是无条件确定的,以及把自相矛盾的“真”说成是不可能确定的,反倒把非逻辑命题的“真”说成是可能确定的,就有点牛头不对马嘴了,因为前两者的确定性与其说是围绕“符合事实”意思上的“真”说的,不如说是围绕“符合逻辑”意思上的“明”(清楚明晰)说的:由于重言式就是同义反复,它们的语义关联当然是无条件清楚明晰的(哪怕它们在符合事实的意思上是假的);由于自相矛盾是把意思相反或语义抵触的字词语句直接结合起来,它们的语义关联当然是不可能清楚明晰的(哪怕它们在符合事实的意思上是真的)[9]。维特根斯坦主张“先天确定的东西总是证明了是某种纯逻辑的东西”[1]6.3211,在这个意思上也能勉强成立:没有事实内容、只是“先天”确定的东西,注定了是抽象形式的纯逻辑东西。但如前所述,即便在西方主流哲学的语境里,包括在《逻辑哲学论》开篇讨论“符合事实”的“真假”标准的语境里,我们也没有理由把认知确定性单纯归结为逻辑必然性的先天形式,却抽去了为之奠基的因果必然性的事实内容,不然的话就会造成反客为主的严重谬误了。

  例如,维特根斯坦举过一个“什么都没说”的重言式:“如果我知道天或者在下雨或者不在下雨,我对天气就一无所知。”[1]4.461然而,第一,它并非“什么都没说”,而是试图描述天是不是在下雨的状态;第二,虽然它在逻辑上是“无条件明”的,却不像他说的那样是事实上“无条件真”的,相反还由于将两种相反的情况以析取的方式直接摆出来,让人无法确认天到底是不是在下雨,也就是让人“对天气一无所知”。就此而言,它与“天或者在下棋或者不在下棋”的重言式以及“人皆不死,张三是人,因此张三不死”的演绎推理其实是类似的,尽管在“符合逻辑”的维度上具有清楚明晰的形式确定性,但在“符合事实”的维度上并不具有描述真相的实质确定性,结果是让人在逻辑上清楚明晰的同时,又在认知上莫名其妙;唯一的区别仅仅在于,后两个命题和推理由于遮蔽了事实真相,是比“天或者在下雨或者不在下雨”的废话更加扭曲的假话。

  从这里看,前期维特根斯坦对确定性的探讨已经陷进了自败:他原本想追求某种超出经验归纳的感性层面,能在逻辑演绎的理性层面确保“一定如此”的形式确定性,却由于否定了事实存在的因果必然性,要么落入了“或者这样、或者那样”的实质不确定,要么落入了貌似“一定如此”,却扭曲了真相的虚假确定性,背离了认知理性精神追求符合事实的真理知识的初衷。如前所述,《逻辑哲学论》首先强调了命题的真假取决于它们是否如实描述事实自身;论题5.156甚至承认,“确定性”在于“完全了解事实”,不在于“只知道有关它的形式的某些东西”。既然如此,我们怎么可以在抽空了有关事实的因果必然性的实质内容后,单向度地夸大语义关联的逻辑必然性对于认知确定性的决定作用呢?

  其实,如果我们像前期维特根斯坦那样肯定了“名称”具有意指事实的认知描述功能,那么按照逻辑必然性势必得出下面的结论:只有因果必然性才能为包括逻辑必然性在内的认知确定性奠定不可或缺的基础。理由很简单,既然字词语句的语义内涵总是与它们对事实的描述直接相关,它们之间的语义关联当然也只能建立在事实之间互动关联的基础上,却不可能凭空产生或先天确定。换句话说,只有在事实之间的因果关联具有必然性的前提下,字词语句的语义关联才能具有符合事实的实质确定性以及符合逻辑的形式必然性。因此,对于认知确定性来说,事实之间的因果必然性总是占据着主导地位,语义关联的逻辑必然性只有在因果必然性的基础上,才能成为有积极价值的确定性因素,否则就会沦为像“天或者在下雨或者不在下雨”这种虽然“无条件明”,却又匮乏“确定性真”的稀里糊涂了。例如,“刚下了雨,那条土路一定很泥泞”的经验推测,就是依据事实之间因果关联的必然性,在“下雨”—“土路”—“泥泞”这些术语之间建立了具有逻辑必然性的语义关联。再如,“人皆有死,张三是人,因此张三有死”的演绎推理,也是因为大小前提如实描述了事实真相的缘故,才与“人皆不死,张三是人,因此张三不死”的演绎推理形成了强烈对照。表面上看,第一个经验推测由于因果必然关联的有条件性(某些土路质量好,下雨后也可能不泥泞),似乎缺少像第二个演绎推理那样无条件的逻辑必然性和认知确定性。但我们在承认这一点的同时,不要忘记另外一点:第二个演绎推理的逻辑必然性,依然建立在大前提“人皆有死”的不完全归纳上(虽然这个前提同时也有人体生理规律的强有力支撑)。更重要的是,尽管都存在不够“绝对”的缺陷,这两个相对清晰地描述了事实真相的逻辑推理,在认知确定性的程度上仍然无可比拟地超越了“金山是金子堆成的山”的重言式,因为后者虽然是逻辑上的“无条件明”,却又在涉及自然界事实的维度上,属于“不可能真”的梦幻泡影。

  就此而言,维特根斯坦一方面凭借逻辑必然性否定了因果必然性,另一方面又以混淆概念的方式把重言式的“无条件明”说成是“无条件真”,这种双重谬误就决定了他有关确定性的前期理念不可能是真正确定的。毕竟,假如像他断言的那样,“整个现代世界观的基础是一种幻觉:所谓自然规律就是自然现象的解释”[1]6.371,自然科学也就只能满足于描述种种随机变异、无从捉摸、可能这样、也可能那样的偶然现象了,即便绘制出了世界的图像,也不会具有认知确定性。既然如此,像他那样探究真值命题在思维和语言的内在同一中具有的逻辑结构,岂非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是不可能取得积极成果的徒劳之举吗?

  值得指出的是,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里承认了《逻辑哲学论》的“严重谬误”,并对上述见解进行了反思批判。在谈到“‘不准确’实际上是一种责备,‘准确’是一种赞扬”的时候,他这样自问自答:“这些思考让我们面临一个问题:逻辑是以什么方式成为崇高的呢?……逻辑似乎位于所有科学的根基处。因为逻辑探究一切事物的本质。它努力寻找事物的根基,不关心事情实际上是怎样发生的。”[2]§§88-89在谈到《逻辑哲学论》的论题5.5563时,他又说:“思维的本质即逻辑呈现出某种秩序:世界的先天秩序,也就是世界和思维共同拥有的可能性秩序……它不允许任何经验的模糊性或不确定性。”[2]§97这些反思批判从一个角度表明,他的后期哲学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前期哲学将思维和语言的认知确定性仅仅归结为逻辑必然性的片面看法。

  二、基于家族相似的不确定性

  人们往往把维特根斯坦从《逻辑哲学论》到《哲学研究》的转型说成是从关注逻辑语言演变成关注日常语言;其实,这一转型的更深刻实质在于:从关注认知性的事实描述语言,演变成关注意志性的价值诉求语言。正是在讨论命令、演戏、说笑、致谢、祈祷这些被前期哲学认为是“无意思”语句的过程中,他考察了“语言游戏”的“语意即语用”特征及其在非认知维度上与“生活形式”的关联,试图纠正前期哲学片面强调思维和语言的认知性逻辑同一的“严重谬误”,从而扩展了语言哲学的视野。但问题在于,在提出这些原创性理念的同时,他又凭借“家族相似”的理念,否定了字词语句描述事实真相的认知确定性功能,结果在拨乱反正的时候用力过猛,走向了不划边界、怎样都行的相对主义,几乎让“语言游戏”变成了匮乏确定性的“文字游戏”。

  实际上,“语意即语用”的理念强调了字词语句在日常语境里丰富多变的语义内涵,尤其指出了它们在与非认知需要以及实践行为形成关联时的多样化功用,因此比前期哲学聚焦于字词语句在真值命题中描述事实的单一性效应更为全面深刻。例如,在分析建筑工人呼喊“石板”时,维特根斯坦就不再单纯关注它指代石板的认知性意思,而是转而关注它表达的非认知意欲——“我想要你递给我一块石板”,认为同一个词在不同语境里会因为功用不同具有不同的语意:“字词的意思就是它在语言中的运用”[2]§43;“要把语句看成一种工具,把它的含意看成是它的应用”[2]§421。正是从这种见解出发,他指出语言是一种“家族相似”的“游戏”,与“生活形式”息息相关,因而我们也无法脱离非认知的意向愿望和实践行为,孤立抽象地理解日常语言:“语言游戏”是由“语言和行为”交织而成的[2]§7;“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2]§19。

  可是,维特根斯坦并没有沿着这条思路走下去,深入探讨日常语言如何表达非认知意欲、发挥实践性功用的机制,却满足于点到为止地评述某些语言现象,停留在了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层面上。更严重的是,大概出于想与前期哲学划清界线的急切考虑,他还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字词语句“给对象命名”或“实指界定”的描述功用,认为在“水”或“救命”的呼喊中,“没有询问事物名称这样的事”[2]§27,结果从一种片面性走向了另一种片面性,没有看到“实指界定”其实也是“语意即语用”在认知维度上的表现:人们基于惊诧好奇的求知意欲,才会赋予各种字词确定性地指代对象、描述事实(包括实践行为和内心情绪等)的认知性意思和功用。同时,由于非认知价值只能以需要为中介而源自实然性事实,即便某些字词在日常言谈里主要被用来表达非认知意欲、发挥实践性功用,它们也不会因此失去描述事实的认知性意思和功用,反倒还必须以这类认知性的语用为基础,才能发挥出自己的非认知语用。

  拿“递给我一块石板”的命令来说,其中每个字词可以说都有确定性地指代某个东西、动作、人物、数量的认知功能;其他人也只有从认知视角理解了它们的确定性描述含意后,才能理解这个语句在建筑工地的语境里具有的应然性诉求含意。否则,倘若命令者发布命令的时候在事实、逻辑以及语法的维度上充满了不确定性,说的是“递给我几块那啥啥”“既递给我又别递给我一块石板”“一块我递给石板”,那么聆听者就会如堕五里雾中,搞不清楚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更谈不上将命令付诸实施了。在这方面,维特根斯坦的见解显然不如同样关注日常语言的英国哲学家奥斯汀(J.Austin)到位。后者在前期有关“记述话语”与“施为话语”的分类陷入困境后,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主张任何言语行为都包含认知性“指事”、诉求性“行事”和实践性“施效”三个不同的层面,虽然英年早逝未能深化,却清晰地指认了所有语句普遍具有的认知性描述功能[10]。

  这样从片面强调逻辑必然性的极端走向了片面否定认知确定性的极端后,维特根斯坦就通过“家族相似”的理念,犯下了否定日常语言具有确定性共同特征的谬误。他先将字词语句在不同语境里的多样化语意功用与《逻辑哲学论》彰显的单一性逻辑结构对立起来,强调“这种多样化不是什么固定的、一劳永逸地给定的东西”[2]§23,然后就宣称:我们没法发现各种语言游戏作为语言的普遍本质,只能看到它们重合交叉的“相似之处、亲缘关系”,因为它们总是处在模糊不清、没有边界的“家族相似”状态[2]§§65-6。结果,与前期哲学全力倡导思想和语言的清楚明晰,甚至主张“说不清楚不如不说”的意向背道而驰,他在《哲学研究》里反复指出:“怎样给游戏的概念划界呢?什么可以算做游戏,什么就不再算了?你能给出一条边界吗?不能!”[2]§§68“人们会说‘游戏’概念是个边缘模糊的概念。——‘但模糊的概念也算概念吗?’……用清晰的图像替代不清晰的图像是不是总是有利的?我们经常需要的难道不正是不清晰的那张吗?……我根本不想划边界。”[2]§71,§76不错,接下来他也承认日常语言要服从种种规则,但同时又认为,这些规则不像逻辑法则那样严格精确;毋宁说,人们是一边玩着游戏,一边制定和改变规则的,只要这些规则能“在正常情况下”完成任务就行:“只要不妨碍你看到事情是怎样的,你说什么都随你的便。……科学定义的摇摆性:今天被当成现象A的经验性衍生物的东西,明天就会被用来定义‘A’了。”[2]§§79-88于是,语言游戏的不确定性,就这样通过家族相似的理念延伸到科学定义那里了。

  严格说来,“相似”概念并不像维特根斯坦说的那样边缘模糊、界线不清,因为它的原意是指若干事实之间既相同又相异,相同处和相异处还往往交织在一起的微妙关联。所以,哪怕承认了各种语言游戏之间重合交叉的“家族相似”,我们也能通过进一步的辨析,具体说明它们是在哪些方面内在同一,又在哪些方面彼此有别的,相同与相异的边界在什么地方,从而通过把握同一性中的多样性和多样性中的同一性,得到各种语言游戏何以维系“家族相似”的确定性知识,其中自然也包括所有语言游戏在哪些方面保持内在同一,因此都有理由叫作“语言游戏”的确定性知识。比方说,维特根斯坦强调的“语意即语用”及其与“生活形式”的关联,明显就是所有“语言游戏”在“家族相似”中普遍具有的共同本质。可是,由于走极端地否定了认知确定性,他似乎满足于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就事论事,更喜欢拿着“家族相似”这个貌似哪里都能用,可又没说出个所以然来的空洞标签到处乱贴,却就是不愿确定地指出各种语言游戏之间到底有哪些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甚至也不愿围绕“语意即语用”以及“生活形式”的理念展开深入分析,为人们提供一幅旨在描述日常语言共同本质的相对确定的认知性“图像”。相反,如同他自己所说,他主要是在琐碎繁杂、有时还不断重复的感悟体验和质疑猜测中,给出了一幅各种颜色相互融合、几乎看不清轮廓的图像,以致人们能够照着它随便画出一个矩形、圆形或心形来:“随便什么东西——因此也就等于没有任何东西——都是正确的。”[2]§77

  所以毫不奇怪,如果说前期维特根斯坦极力凭借逻辑必然性为内在同一的思维和语言划出一条清晰界线的话,那么他在后期哲学中却几乎放弃了追求认知确定性的努力,即便提出了“语言游戏”“语意即语用”“生活形式”“家族相似”等理念,也是一个比一个含混不清。这当然不是说他失去了《逻辑哲学论》显露出来的那种分析思辨和逻辑推理的高超能力,而毋宁说是他想要拨乱反正却又矫枉过正的转型意图的表现;就连《哲学研究》想到哪儿说到哪儿的评述札记方式,也是由于类似的缘故才与《逻辑哲学论》的编号演绎方式形成了鲜明反差。从这里看,虽然“家族相似”理念在当今西方学界受到了比其他后期理念更高程度的重视[11],它本身却是一个缺乏实质性内容的笼统概念,负面效应超出了它在彰显语言游戏的多样化和交叉性方面的正面价值。有鉴于此,我们自然也不应当以盲目崇拜的态度把它当成一个深奥的术语来把玩,却忽视了它有可能把“语言游戏”变成“玩弄字眼”的相对主义弊端[12]。

  反讽的是,虽然《逻辑哲学论》把逻辑必然性与因果必然性分离开了,但在《哲学研究》里谈到逻辑同一律的时候,维特根斯坦又像许多西方学者那样,将“逻各斯”的双重含意混同起来了,声称“‘一个东西与自身同一’——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无用语句的例子了”[2]§216。从这里看,他或许尚未意识到,同一律的基本功能不在于指认每个东西都与自身保持同一,而在于要求人们在同一语境里维系每个概念的同一语义,以便让它们表述的理性认知能够具有清楚明晰的确定性。不然的话,假如逻辑同一律仅仅由于各种东西处在“家族相似”的重合交叉或运动变化中,没法与自身始终保持同一的缘故就变成“无用”的,以致人们可以在思维和语言中随意突破它的底线,混淆偷换各种概念的核心语义,那么用这些模糊不清、没有边界的概念表述出来的认知,就会在语言中沦为难以自洽的一团乱麻了。例如,维特根斯坦刚刚指出,“我们叫作‘命题’‘语言’的东西并没有我想象的那种形式统一性,而是由或多或少彼此关联的诸多结构形成的一个家族”[2]§108;紧接着又声称,“逻辑哲学绝不是以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谈论语句和字词不同的方式谈论它们的”[2]§108。在此他没有察觉到,后一句话至少暗示了:无论各种语言游戏在“家族相似”中怎样地多样交叉,它们归根结底还是拥有某种普遍逻辑结构或形式统一性,否则“逻辑哲学”怎么可能以与人们日常谈论语句和字词的同样方式谈论它们呢?这个例子似乎从一个角度表明:处在理论转型中的维特根斯坦,内心深处有着某种难以消解的焦虑挣扎,一方面很想确立后期哲学旨在彰显多样化和交叉性的“家族相似”理念,另一方面又无法割舍前期哲学对于认知确定性特别是逻辑必然性的执着依恋。

  或许也是由于这种焦虑挣扎的深层效应,《哲学研究》虽然在讨论语言游戏的时候放弃了符合理性逻辑的认知确定性,却又在否定“私人语言”的语境里,花了不少篇幅考察感性体验的认知确定性,集中分析了人们怎样用像“疼痛”这样的名称描述身心感受的问题。这种理论兴趣与维特根斯坦当时不怎么关注名称如何以“实指界定”的方式指代石板这样的外界事物形成了反差,表明他关心的描述对象已经从“物体位置”等转向了“脸部表情、触觉、情绪”的感性体验,甚至承认了“命题……能够成为信念、希望、期待等等的表述”[2]§24,§574。一方面,他肯定了私人感受对于主体自身的认知确定性,把它归结为主体能够确定性地指认自己“有”某种感受,如“说其他人怀疑我是不是感到痛,这是有含意的;但说我怀疑我是不是感到痛,就没有含意了。‘只有你才能知道(wissen)你是不是有那个意向。’……在此‘知道’意味着不确定性的表述是无含意的”[2]§§246-247。另一方面,他又强调人们是通过人际交流学会给自己的身心感受命名的,这样做的目的主要又是为了让其他人确定地知道自己的存在状态包括身心体验,消除他们可能产生的怀疑,所以才会在表述的时候,遵守人们在“生活形式”中通过习俗和训练形成的语言游戏的公共规则[2]§§244-257。

  从认知确定性的角度看,这些见解体现了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另一种特定意向:一方面承认语言给身心感受做出确定性命名的描述功能,并将这种确定性与指认身心感受的存在状态联结起来;另一方面又将这种描述功能嵌入到“生活形式”中,试图将身心感受的认知确定性与语言游戏的多样化规则统一起来,主张“我对某个人的感觉能像对任何事实一样地确定。……确定性有不同的种类。……确定性的种类就是语言游戏的种类”[2]342。就此而言,这种意向不仅超出了前期哲学强调抽象形式的逻辑必然性和指向外物的认知确定性的片面狭隘,而且也超出了后期哲学“家族相似”理念的模糊笼统,至少没有拿“疼痛、舒服、发痒、难受等身心体验都属于重合交叉的家族相似”的说法应付过去。尤其是他彰显了语言及其规则的人际交流功能,更是肯定了认知确定性的重要意义:“人类的共享行为方式是我们解释陌生语言的参照系。……如果我们观察陌生民族的通常行为,就会发现这些行为是可理解的,看起来‘合乎逻辑’。”[2]§§206-207换句话说,语言游戏及其规则无论在其他方面怎样地多样易变、模糊不清,归根结底还是要在认知维度上保持“合乎逻辑”的确定性,否则就会沦为只能被一个人理解和运用的私人语言,却让人之间的理解和交流变得不可能了。拿维特根斯坦举的一个例子说,假如我用“布布布”的语句表达“天不下雨就去散步”的意思[2]§38,当然只会在莫名其妙的不确定中让其他人觉得匪夷所思。虽然由于“家族相似”理念的影响作用,《哲学研究》没有沿着这条思路进一步探索私人感受的语言命名和人之间的语言交流的认知确定性,他的这种意向却在晚年的《论确定性》里得到了另辟蹊径的绵延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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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刘清平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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